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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1年10月23日，被组织审查和劳动锻炼长达8年的梁兴初将军，终于等到了处理结果：免除党内外一切处分，按大军区正职待遇。在安排新的工作岗位前，梁兴初提出了离休。1981年10月23日，北京军区赵家楼招待所的小楼前，一辆军用吉普车悄悄停下。门开了，梁兴初下车，穿一件旧呢子军大衣，步子有点慢。他已经很久没穿军装了，腰板还是挺直的，但走路时脚底下有点发沉。那天北京的风特别硬，连路边的白杨叶都吹得打着旋落下来。没人迎接，也没人送行。他不是刚从战场凯旋归来，而是，刚从一段长达八年的沉默生活中，悄悄回到这个他曾经熟悉、也被他深深误解过的地方。说梁兴初，绕不开三个字：三八军,这支部队，是他一手带起来的。抗美援朝那阵子，第38军初战即胜，强渡临津江、切断敌后补给、抢占阵地，每一场都打得干脆狠辣。志愿军入朝第一仗，彭德怀点了他，说：“万岁军，就从梁兴初这里起名。”这个“万岁军”的名号，后来传遍军中。他的兵讲他，说梁军长打仗不拖泥带水，敢打第一枪，也肯扛第一顶雷。他在战场上骂人声大得像炸雷，一骂全团都立正，连美军无线电都记得这个声音。但就是这么一个“响当当”的人，到了七十年代，却像掉进了一个巨大的黑洞，一下没了声响。1973年春天，他被通知离岗，调去山西“参加劳动锻炼”。说是锻炼，其实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山西义井，那是个工厂旁的劳动点,冬天干冷，风里裹着煤灰味儿。梁兴初住的是厂里的宿舍，旧砖房，门口的木牌子早就掉了漆。他白天扫炉渣、扛原料，晚上睡在咯吱作响的单人床上，房间里一盏黄灯，亮得发青。他没吭声，也没人催他。他干活不偷懒，活计做得比年轻人还利索。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谁，工人们见着他，不敢多说，只在背后叫他“梁师傅”。那段时间，他几乎不写信，偶尔在废纸上记点东西，也是写写天气、记录哪天感冒了、哪天胃疼。他的胃是从朝鲜战场上坏下来的，冻了三天没进食，靠喝雪水熬过来的。可他从不提那些。有人说他“心宽”，他笑一笑，不接话。转机出现在1979年,那年春天，黄克诚发话了。这位老将军素来刚直，在几次军委会议上当着人说：“梁兴初的问题，是冤的，是错的。”这个声音一传出去，一些老部下也开始悄悄动了起来。成都军区、太原军区有人开始查旧卷宗，收集材料。到了那年秋天，梁兴初忽然接到通知，让他搬到太原市里住，劳动安排就此终止。他什么都没问，只是把宿舍的炉灰清扫干净，把床单洗了，晾在窗外，那天阳光正好，纸壳窗子反着亮。又过了两年，1981年10月，成都军区上报中央一份处理意见。很快，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批复：免除梁兴初一切处分，恢复大军区正职待遇。只是听说他看完以后，把文件对折两次，放进抽屉里，再也没拿出来展示过。他进了北京，临时住在赵家楼军区招待所。老战友们听说了，纷纷来访。老部下李某坐在客厅，握着他的手，说了一句：“军长，我们又能喊你一声军长了。”梁兴初拍拍他手背，说：“别喊大了，邻居还以为我真回来了。”总政很快找他谈话。黄玉昆代表军委来访，说：“叶帅关心您，军委研究后，想请您考虑回到部队，担任济南或沈阳军区顾问职务。待遇是大军区正职，组织会尽快安排。”梁兴初没立刻答话。他坐着，低头喝了一口热茶，等黄玉昆说完，才慢慢开口：“我是真心感激组织。但我这人，离开部队太久了，生疏了。再上战场是不可能了，带兵也怕耽误事。”他说他身体不好，说干部应该年轻化，说自己不想再给组织添麻烦，说他想离休，就在北京。他没提条件，也没绕弯子，说得干净利索。他甚至还笑着说：“让我回去当顾问，不如给个房子安静写写东西。”写什么？写回忆录。他说他想把过去的战斗写下来，不是为表功，而是留点经验给后人。他说有些仗是怎么打赢的，有些仗为什么会伤得那么惨，不写出来，将来就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组织接受了他的请求。留京安排很快落实，相关手续也加急处理。那段时间，他在家中整理旧资料，翻战时笔记、重读早年的信件。他眼睛不好，老花镜换了两副，依然得拿放大镜看字。他不抱怨，常说：“能坐下来写字，比以前强太多了。”可他没只想着自己。离休不久，他又写了一份报告，递交给军委。报告里列了几个名字，是当年因他受牵连的老部下。李忠信、张静波等人，那会儿都被“边缘化”，有的调去地方，有的留在军队却多年不得升迁。他写得很实在，说自己得到了平反，但这些人还在等，说当年若有问题，他们只是执行命令，罪责不该归在他们头上。他没有强求，只是希望组织再看一眼。军委收到报告，立刻重视,叶剑英专门批示，要求复查。不久，那些名字出现在军委办公厅的处理文件里，一一恢复职务、撤销处分。消息传到他耳朵里时，他点头说：“这才对得起他们。”1985年秋天，他病倒了。突发心梗，送医抢救无效，离世时72岁。

1951年，志愿军飞行员刘玉堤奉命返航途中，无意间向云层下面瞟了一眼，竟然看到了一群黑压压的敌机，足有50架。那些铁家伙正排成整齐的楔形编队，机翼在阳光下泛着冷光，像一群盘旋在草原上空的秃鹫，正朝着志愿军地面部队的方向慢慢压过去。刘玉堤心头猛地一紧，手心瞬间冒出了冷汗——这会儿下方的高射炮阵地怕是还没察觉，要是让这群敌机投下炸弹，地面的战友可就危险了。1951年，朝鲜战场上空，志愿军飞行员刘玉堤奉命返航途中，无意间向云层下方瞟了一眼，却撞见了一幕让他心跳猛停的景象——50架敌机黑压压地排成楔形编队，机翼在阳光下闪着冷光，像一群秃鹫悄然逼近志愿军地面部队。刘玉堤，1923年10月17日生于河北沧县杜生镇中王大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。那年头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父亲为养家跑去东北谋生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，日军占领东北，他随家人回到老家。抗战爆发后，父母和三个哥哥都投身抗日，这股爱国劲儿深深烙在他心里。1938年10月，15岁的他瞒着家人跑去河间，加入八路军，开始了自己的革命路。次年5月，他入了党，从此信念更坚定了。1939年6月，他进入抗大二分校学习军事知识。那会儿他文化底子薄，但硬是咬牙学战术、练指挥，进步飞快。抗战期间，他在120师358旅干过战士、班长、侦察参谋，参加过百团大战、黄土岭战役。黄土岭那次，他亲眼见证击毙日军将领阿部规秀，还看到日军飞机耀武扬威，炸得地面稀巴烂。从那时起，他心里就埋下了当飞行员的种子。1941年，他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，因基础差又转去延安中学补课，跟一群小年轻挤课桌啃书本，为日后飞行打基础。1946年，他终于等来机会，进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飞行乙班。那可是个苦差事，天天操练飞行技术，稍不留神就得吃挂落。1948年9月，他顺利毕业，成了华北军区航空处北京飞行队的教官和飞行员，是解放军第一批战斗机飞行员。1950年，朝鲜战争打响，他随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，那时他飞喷气式战斗机才15小时，可硬是靠扎实功底上了战场。1951年11月23日，朝鲜战场的天空格外紧张。美军出动116架飞机，分36批次，打算轰炸清川江一带的志愿军目标。刘玉堤当时是志愿军空军第3师7团1大队大队长，带着24架米格-15从丹东浪头机场起飞迎敌。敌机数量是他们的好几倍，装备也不差，可他一点没怂。战斗中，他发现了那群50架敌机，正朝着地面部队压过去。他立刻调整战术，带着队伍俯冲下去。追击过程中，他锁定了8架美军F-84战斗轰炸机。这帮家伙想往黄海方向跑，他果断追上去，高度越降越低，连海浪都快拍到机翼了。关键时刻，他抓住机会，连开数炮，一架F-84当场炸成火球，另一架也被打得拖着黑烟栽下去。返航路上，他又撞见7架F-84，二话不说迎上去，又干掉两架。这场仗，他一共击落4架敌机，创下志愿军空军单次任务最高纪录，直接打乱了美军的轰炸计划，保住了地面部队。这场战斗，他靠的不仅是胆子大，还有脑子活。在航校苦练的近战技巧，这会儿全派上用场。美军飞行员那时候太依赖雷达和编队，一被单机突袭就慌了神，而他正好抓住了这弱点。战后统计，他入朝作战期间总共击落6架敌机、击伤2架，立下特等功，还拿了朝鲜二级国旗勋章。他的经验后来被写进空战教材，成了志愿军空军的宝贝。打完仗回国，刘玉堤没闲着。他先后干过飞行中队长、团长、副师长、师长、副军长、军长，最后当上了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。干啥他都认真，带着部队搞现代化建设，培养了一堆优秀飞行员。1988年，他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，这荣誉是他几十年汗水换来的。退休后，他还是个闲不住的人，常跑去部队和学校讲抗美援朝的事儿，鼓励年轻人。他还写过书法“一个老飞行员的中国梦”，2013年这幅字随“神舟十号”上了太空，挺带劲儿的。2015年2月17日，他因病在北京去世，享年92岁。如今，北京中国航空博物馆的英雄墙上有他的名字，永远闪亮。